2016年7月，带公司的推广队伍去湖南省湘潭市下面的一个镇上扫村。那是一个比较富裕的镇，几乎每家都是两层楼房，屋后种菜，门前养花，美得不要不要的。这个镇的水稻种植面积有八万亩左右，几个村子散落在略有起伏的山坳里，在整个扫村过程中，最让人感慨的不是扫村的结果，而是在扫村中遇到的人——六七十岁的打药老人和留守家里的儿童。这几年，行业内都在说这个话题，但当你挨家挨户扫完一个村子没有发现一个6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时候，就只能用震惊来形容了。而在接下来的湖北、江西、安徽、广东等省份的连续扫村中，这个共性已经让人有了麻木的悲凉感。2006年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从那一年开始，中国农村劳动力从大量富裕到开始短缺，企业开始争夺劳动力，中国劳动力价格开始走上了上涨的不归路。目前每个农业临时工的价格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涨到80元/天以上，甚至每天100元、150元也不少见。在这种条件下，种植用工的显性和机会成本大幅度提升。

年轻人为什么不种田了呢？无非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农活不体面，二是农活累，三是赚钱少。于是在这个缺少青壮年主力军的领域里，散户以老年人为主，自供自足，种植积极性不高；大部分的田地流转到了种田大户乃至合作社的手里，他们把种田做成了一种职业，购买现代化的设备，成规模地进行耕种管理，看起来是利用现代化手段解决了用工问题，而事实上，合作社亏损得更加厉害。以水稻为例，整个的种植管理需要有耕整地、育插秧、打药、施肥、收割、烘干等环节，500亩以上的规模，几乎就开始配齐了各种设备，然而设备的投入高，利用率低，无形中就成了一种经济负担。我们以相对操作简单的烘干为例，购买一台移动烘干机，购机价格40万，烘干作业过程所有需要的燃油、人工、场地设备、设备折旧、运输等辅助成本要120元/吨，预定每年籼稻作业60天，运营成本约为24万，一般的大户根本就玩不起。而像打药这种复杂的工序，且不说像植保无人机的设备投入和飞控手的高人力成本投入，光是专业的施药指导和复杂的喷药过程就要求种田老板要么自己施药，要么监工，否则整个过程无法控制，防效保证不了，也一定会出问题。

近两年的粮食价格对种植户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国内，实施政府托底价收购的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30—40%，例如稻谷每斤比国际市场高0.55元，甘蔗每吨高170元。在国内国际市场趋于一体化的今天，政府托底收购的政策将难以为继。政府已分别在2014、2016年退出了棉花、玉米的托底收购，并导致棉花、玉米价格的与国际接轨后下滑了30%—40%。下一步小麦、稻谷和甘蔗，也将面临收购价下滑30%—40%的命运。如果不调整农事操作的模式，降低种植成本，大户的盈利就只能成为空谈。

看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模式，未来十年，规模化的综合农事服务会给整个中国的农资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社会化，精准收费，可以有效地提升农机利用率，植保专业化，减低种植成本，提升盈利水平。以病虫草害的防治为例，对于散户来说，为了防治自家3—5亩地的病虫草害要耽误一天外出做工的时间，每亩耗去的机会成本和隐性成本高达20—30元以上，并且使用简单设备还要冒着中毒危险，家里还要存放农药，对老人和小孩形成潜在危险。把打药的活交给专业化的服务组织，农户可以腾出精力打工获取更大收入。甚至见过这样的案例—专业种植小番茄的农户把打药这个脏累差的活交给打药队，自己跑去帮邻居干更加轻松、安全且挣钱更多的采摘小番茄的活。种植大户的打药劳动都是请工干的，并且病虫草害具有爆发性，大量请工既难请、又难管、价格还高，还要管吃、管喝、管抽，并且存在中毒救治风险，因此大户更希望有专业化的打药队来承包病虫害防治业务。

有需求就会形成市场，植保的专业化组织已经应运而生。与传统方式相比可以提升病虫害防治科学用药的水平，可以突破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薄弱环节，助力构建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撑规模农业和农业现代化并为进一步实现覆盖全国的跨省域的植保及农事服务体系奠定基础。在土地连片、种植大户普遍、打药服务习惯了外包的地区，建立无人机服务组织。一组两架无人机，每年可服务2万亩次以上的防治面积，实现作业收入和零售农药超过70万元，人均销售和利润完全可以取代原来的经销模式。按照防治亩次收费的经营模式，可以消除零售商开大药方给农户的动机，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农药减量，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在土地连片的区域，农药零售商直接转型为运营无人机或其它现代化设备的植保服务老板，由过去坐店挣零售利润，转型为走商挣零售和作业服务两份利润。在土地不连片的区域，老板借助高工效设备构建下沉到村，逐村发动构建“零售——服务”功能一体化的新终端，挣取批发零售两块利润，由坐商转化为走商，他们将是服务组织的第一批主力军。

再来看自购设备与直接找服务组织的成本差异，以水稻区育插秧成本为例分析：如果大户自行采购育插秧设备，投资育插秧服务项目，根据500亩左右的面积规模，需要一次性投入设备采购费21万元左右，每年育秧设备折旧成本分摊大约为3.5万元， 3.5万/500亩=70元/亩；每年插秧设备成本分摊至少4.34万元，插秧机设备成本分摊为4.34万/500亩=87元/亩；每盘的成本大约2.1元/盘，以每亩20个盘计算，每亩育秧盘成本大约为42元/亩。插秧人工、油费成本，22元/亩。如果大户自行采购设备，500亩的规模，每亩总成本（不含种子）大约为221元；如果与专业化的服务组织合作，每亩成本大约为128元/亩，成本会大大降低。

规模化的综合农事服务无论是对服务组织还是对于种植者，是双赢状态，仍以水稻为例，对于服务组织，除农药与打药（每亩140元）业务外，可以拓展犁田耙田（100元/亩）、种子及育插秧（180元/亩）、肥料与施肥（190元/亩）、收割与烘干（160元/亩）、灌溉与排灌等农事服务业务，每亩水稻的农资及服务的金额约800元，这个金额，对于种植者来说，不用自购设备，不用请工操作，不用担心专业知识是否过硬，交给专业的组织，一劳永逸，更关键的，是种植成本大大降低，奠定了稳定的盈利基础。对于服务组织来说，打破传统模式的限制，购买或租赁设备跨区作业，农资与服务双重利润，独辟蹊径，可以成为重新洗牌后的第一批致富者。

分工细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上个世界60—70年代，中国家庭自己纺线、织布、做鞋远不如现在买鞋划算，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每个人发挥自己的长处，使用专业的工具高效赚自己的钱，再用赚来的钱去买别人的服务。综合农事服务以高效现代的设备与专业知识为种植者服务，让种植者付出更少的成本并且省出时间去赚更多的钱。对于农资渠道商而言，生意好的时候要居安思危，每次转型都是行业的一次洗牌，只有对变革时刻警觉，敢于在日子还过得舒服时就探索应变之路，才能常立农资江湖的潮头。

未来已来，只是尚未流行，我们拭目以待。